秦孝公需要的，是能改变竞争位置的办法
战国初中期，秦与魏、楚接壤，河西一带又曾失于三晋。秦孝公即位，希望恢复前代国君的事业，改变诸侯轻视秦的处境。《秦本纪》记他公开求贤，承诺能提出强秦办法的人，可以受高官、分土地。制度改革由此与争夺领土、参加列国竞争直接相连。
后来称商鞅的人，当时名鞅，出自卫地，又称卫鞅、公孙鞅。他曾在魏相公叔座手下任职，没有得到魏王重用，听到求贤令后西入秦。卫是其出身之地，魏是此前任事之国，两个名称相近，却不能合成同一个国家，否则也无法看懂他为什么从魏转向秦。
见到君主，还不等于方案马上被采用
卫鞅通过孝公近臣景监求见，列传写他多次谈论治国方式，最初没有切中孝公意愿，后来转向较快见效的强国之术，才得到持续聆听。这一安排说明用人有试探和调整，不是一位新客初见君主、递上一张制度表，秦国便在当天全面改制。
接下来仍有争论。甘龙主张沿着民众与官吏熟悉的办法治理，可减少扰动；杜挚强调收益不足时不宜变法。卫鞅则说，不同世代不能只守同一种旧法。几方对变化成本与预期收益看法不同，最后是孝公授权卫鞅，任他为左庶长，才使争论转成可以实施的命令。
先把家庭与邻里组织，纳入新的奖惩
列传所记法令，首先包括把民众编入什伍，使邻里互相监督，并用连坐追究责任。连坐意味着一个人的行为可能牵连同组他人，官府因而可以借基层关系扩大控制。它不是只有奖励守法的一面，也使隐瞒与不告发面临严厉刑罚，日常邻里关系随之承受压力。
又规定家有成年男子达到一定人数而不分居者，加倍征赋，以推动分户。家庭因此不再只是私人如何共同生活的问题，也关系到国家怎样登记、征收和动员。读这些措施，才能知道变法为什么会触及许多人；如果只说加强组织，百姓实际面对的选择和负担就被省掉了。
粮食、布帛与战功，成为获得待遇的重要依据
卫鞅把耕织和军功放进奖赏体系：生产粮食、布帛达到要求可得到相应优待，作战立功则按级别授爵；私斗另受处罚。宗室没有军功也不能只凭身份享受原有相应资格。法令试图把人们追求地位的方向，转向国家需要的生产和战争。
这种安排不能简单叫作人人从此平等。爵级仍带来田宅、服用和身份差别，制度是重新规定差等怎样取得，不是取消所有差等。个人可能因军功上升，也可能因连坐、贫困等原因受到严厉处置。改革增强国家动员能力，与民众得到完全自由，并非同一种结果。
徙木示信以后，更难的问题仍是怎样执行
在法令公布前，卫鞅立木悬赏，最终兑现搬木者的赏金，用来显示官府不欺。这一段可单独读成取信故事，放回变法过程中，它解决的是新令能否被相信的问题，却没有替官府完成后来每一项征收、登记和处罚。信令与执行是相接的两步。
命令实行一年，出现大量不便之诉，太子又犯法。列传说太子是继承人，不能直接施刑，于是处罚他的傅、师，其中公孙贾受黥刑。这里恰能看见权力界限：上层也被用来显示新令威严，太子本人却仍因身份得到不同处理，不能把它说成所有人毫无例外地受同样刑罚。
效果的赞词之外，还有不许议论的强制
《商君列传》接着以十年后道路无失物、乡邑安定等描述新法成效，又说先前批评的人改来称赞，卫鞅仍把他们迁到边城，认为他们扰乱教化。于是民众不再敢议论。这一段既有富强的评价，也记下压制讨论的行动，不能只摘前半句当作改革人人乐意接受的证明。
《秦本纪》则概括为起初百姓苦于新法，过一段时间认为便利。两篇叙述规模与相对年序不同，并非留下可逐户核实的满意调查。我们可以说明史家记录的方向，也应保留它们的材料性质；不必用虚构的农民对话，把不同处境的人一律安排成先反对、后来感激。
迁都咸阳后，官府与土地也继续被重排
后来秦从雍迁都咸阳，营建宫庭，又把较小聚落合为县，设置令、丞。县由官府人员治理，使地方行政安排进入更统一的体系。《秦本纪》把迁都记在孝公十二年，通行换算约前350年；不能因此把早年每条新令都标为同一天发布。
设县数量也有异文：《秦本纪》写四十一县，《商君列传》写三十一县，正文分别保留，不擅自选一个装成没有争议的总数。两篇还记开阡陌、调整土地赋税，列传又载统一度量衡。阡陌涉及田间界线，斗、权衡、丈尺则关系计量，地方治理逐步落实到田地与交换的日常尺度。
改革者也统兵，封号来自后来的战事
卫鞅后来升为大良造，并参与对魏战争。列传写，他以旧交会盟为名诱见魏将公子卬，伏兵擒获，再攻其军。此后获封商於十五邑，称商君，商鞅之名也由此常用于后世叙述。任法令者、统兵者和受封者，是同一人不同时段的身份。
取信于民与欺骗敌将在传文中并存，不能为了塑造成绝无矛盾的典范而删掉后一件事。对魏作战与秦国扩张又不是只靠一项法令即可解释，外交、敌国受挫和军队行动共同进入其中。赵良后来劝他警惕积怨，特别指出严刑贵戚与倚重武力的危险，商君没有听从。
孝公一死，授权者与执行者的命运便分开了
前338年，秦孝公去世，继位者正是当年的太子。公子虔等人告商君谋反，官府追捕。列传写他逃亡求宿，因没有合要求的凭验被拒；到魏又因以前的欺骗遭拒，返回封邑后发兵，终于被秦军杀死。秦惠王再车裂示众、灭其家，不宜把先战死与后来示众混成同一个现场。
君主更替使卫鞅失去关键保护，他的旧怨也进入政治追究。但个人被杀不等于秦在同一天撤回全部行政和耕战制度；两件事需要各找材料考察。法令能否继续，取决于后继政权怎样使用，而不是由改革者是否善终单独决定，不能给他的死亡补上全秦立即恢复旧制的结局。
制度变成日常，需要支持，也留下代价
从求贤、争论、任官，到户口监督、耕战奖惩、迁都设县，改革并不是只靠一次说服完成。孝公提供持续授权，卫鞅推动执行，官吏与百姓则在奖惩中改变行动。国家因此更能取得粮兵，也更深入地要求人们按其规定生活，强制成本应与组织成效一起看。
两篇《史记》使这段过程有可追踪的措施和节点，却也保留县数、相对年序及效果写法的差别。《商君书》又有复杂成书层次，不能把其中所有篇章都当作卫鞅亲笔颁布的当天政令。把这些边界留下，仍能清楚看见秦为什么改变，而不必把一个人变成后来全部秦制的唯一创造者。
关键人物
这件事留下了什么
孝公支持使商鞅获得执行改革的条件，秦的耕战与行政组织因此发生变化。商鞅身死与制度是否延续是两个问题，评价贡献也需同时看到强制成本。
相关历史事件
秦孝公支持商鞅早期变法 →秦迁咸阳与制度调整 →相关典籍与具体篇章
卷五《秦本纪》：秦孝公元年求贤、三年议法、十至十四年及二十二至二十四年、继位记载；惠文王后元九、十一、十四年及武王元年取蜀与后续封置变动；惠文王后元十三年丹阳与汉中；昭襄王末、孝文王除丧即位三日及庄襄王继位；穆公三十二、三十三年远袭劝阻、哭送、弦高、殽战、释将与郊迎；孝公卒诛商鞅、惠文君初年、称王前后及惠文期官职置县活动
入秦、变法、徙木、迁咸阳及身后诸段；令具未布、国都市南门三丈木、十金五十金与即予下令；一年言不便、刑傅黥师、迁议令者；末段公子虔徒告反、无验客舍、魏不受、返商邑发兵、杀后车裂及灭家
著述或时代对读；本篇叙事的直接依据见下方来源。
史料与阅读说明
主要据《史记》卷五《秦本纪》孝公元年、三年、十至十四年、二十二至二十四年及继位条，卷六十八《商君列传》入秦、争法、什伍耕战、徙木、太子犯禁、迁都设县、攻魏与结局。
早期变法的通行系年与传文相对年序不能简单合成逐年工作日志；迁都约前350、孝公卒前338年。县数本纪四十一、列传三十一分别说明。严刑、迁边与成效赞词并读，太子免刑不说成现代平等法治；《商君书》不作全部亲笔或逐日记录认证。
司马迁 · 卷五《秦本纪》：秦孝公元年求贤、三年议法、十至十四年及二十二至二十四年、继位记载；惠文王后元九、十一、十四年及武王元年取蜀与后续封置变动；惠文王后元十三年丹阳与汉中；昭襄王末、孝文王除丧即位三日及庄襄王继位；穆公三十二、三十三年远袭劝阻、哭送、弦高、殽战、释将与郊迎；孝公卒诛商鞅、惠文君初年、称王前后及惠文期官职置县活动
与《商君列传》互参迁咸阳和商鞅结局的相对纪年。前350、前338为通行换算；不同改革措施不因此视为在同一天完成。
查阅公开文本 ↗司马迁 · 入秦、变法、徙木、迁咸阳及身后诸段；令具未布、国都市南门三丈木、十金五十金与即予下令；一年言不便、刑傅黥师、迁议令者；末段公子虔徒告反、无验客舍、魏不受、返商邑发兵、杀后车裂及灭家
用于商鞅生平和徙木叙事。赏金、对话与社会效果是史书的叙述，未经独立材料逐项验证；法令内容与实际执行效果需分别考察。
查阅公开文本 ↗本页为原创导读。古籍原文、现代整理与学术解释属于不同层次，引用时请另核版本；资料尚不充分的细节不作确定陈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