党锢之祸：士人的议论如何变成不得任官的罪名

没有选举，声望仍然能影响官场

东汉任用官员，依靠举荐、征召和中央地方官署的选择。一个人被谁赞许、与谁交往，常常影响他能否进入仕途。李膺是曾在地方与京师任职的官员，以严厉执法和清峻作风获得声望；太学生和士人愿意谈论他的表现，见到他也能成为获得声价的机会。这些议论后来被称为清议。它不是现代选举，却能够评价官员、影响举荐，也使宫廷近侍及其家属感到政治压力。

执法与亲属保护发生正面冲突

李膺等人的名声不是只从谈论中产生。后汉书叙他们在地方任官、搜捕不法者，涉及宦官亲属时，案件便可能从一般治安升级为朝廷冲突。官员要求依照法令惩处，受牵连者则通过宫内渠道申诉。皇帝身边的人能够先解释案情，外廷官员却未必有同样的接近机会。士人称赞敢于执法者，近侍又把这种赞誉视作攻击自己的阵营，行政案件因而与人事、名声和君主信任纠缠起来。

张成案里，执法者也作出了有争议的选择

第一次党事的直接线索，与张成一家的案件相连。后汉书记张成善于占候，认为将有赦令，竟唆使儿子杀人；李膺督促搜捕，遇赦后仍追究并处死有关犯人。张成与宫内有联系，弟子牢修继而告发。这个起点既有近侍关系网对执法的干预，也有李膺对赦令的处置，不能简化成毫无法律争执的一次报复。后来朝廷用交游罪名逮捕许多人，已经远远超出审查这一案件本身。

166年，告发把交游变成了罪名

166年，牢修上书指控李膺等收养太学生、交结诸郡生徒，形成党人，诽讪朝廷。桓帝据此下令逮捕，牵连到多个地方的士人和官员。这里的党，首先是统治者对一类交游、品评和政治反对网络的指称，并没有一份现代政党的成员名册和统一纲领。问题的转折在于，朝廷不再只审查某件执法是否失当，而把谁与谁交往、谁赞扬谁，也变成追究依据。网络越广，罪名便越容易扩大。

有人上疏，皇帝仍掌握释放的门

陈蕃、窦武等重臣为受捕者辩护，指出长期拘押与诬告造成的不安。案件涉及的人声望很高，迫害也引起更多议论。受审者在狱中如何应对，史传保存一些带有锋芒的叙述，可以看出双方在争夺谁才是真正危害国家的人。最终，到167年，一批受捕者获释。释放并不是朝廷承认所有政治指控都不存在，也没有建立一个从此保护不同意见的规则；皇帝仍能够凭新的上书和命令再行搜捕。

从牢狱出来，却被排除在仕途之外

获释者面对的是禁锢：姓名受到记载，不得任官。对依靠举荐、地方交游和官府职位发挥作用的人，这不只是失去一份俸禄，还意味着原有政治影响被正式限制。朋友仍可敬重他们，门生仍可传播声名，朝廷却把这种声名与官职切开。禁锢又使支持和批评者的边界更加鲜明，有人以与党人交往为荣，有人因此不敢接近。一次逮捕即使没有杀尽受捕者，仍足以改变人们的仕途选择与相互信任。

新皇帝即位，并没有结束旧冲突

168年桓帝去世，灵帝入继，窦太后临朝。窦武、陈蕃举用士人，希望削弱宫廷近侍，党人看到恢复政治空间的可能。随后谋诛宦官的计划泄露，宫中力量先控制诏命与禁军，陈蕃被杀，窦武败亡。这个失败使原先为党人辩护的重臣失去保护能力，也让近侍能够把官员交游进一步解释为反对皇帝的威胁。党锢的再次扩大，有这一具体政治转折，而不是士人突然在某一年共同犯了新的同一种罪。

169年，追捕从官员走向更多交往者

169年新一轮逮捕展开，李膺、杜密、范滂等受害。有人试图逃亡，有人担心牵连收留者而选择就捕，传记通过这些选择写出困境。张俭案等又使容留、知情、交往成为追究线索，搜捕波及不只直接发表议论的人。朝廷文件与地方执行相结合，一名被捕者的供辞可能带出更多名字。史传列举许多死难者及其操守，并不意味着今天可以逐人恢复全部审讯过程，能够确认的是政治迫害范围确实扩大。

亲属、门生也可能被拖进来

后续禁锢向亲属、门生、故吏及交游扩展，具体范围又随诏令和执行有所变化。某人本人没有任官，也可能因与被指为党人的人有关而失去机会。地方官若执行苛刻，可以借名捕人；愿意保护他人的官员，又冒着受到追究的风险。受难者之外，还存在帮助隐匿、奔走营救和维持联系的人。政治禁令没有令社会网络消失，反而让这些网络带上更强的危险与道义色彩，朝廷和士人的隔阂也由此加深。

禁令反复扩大，也有人要求缩小牵连

迫害不是169年后一成不变。176年，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申辩，灵帝震怒，命将其押送治罪，曹鸾被拷杀，随后又追查门生、故吏和亲属，在职者免官禁锢。到179年，上禄长和海又以亲属服制和罪不相及的道理进言，朝廷才缩小部分远亲牵连。两次结果不同，说明规则能被重新解释，却没有形成稳定保障；愿意上书的官员无法预知自己的劝谏会换来修改命令还是新的杀戮。

184年，军事危机迫使朝廷改变做法

黄巾起义爆发时，朝廷需要地方官员、士人和军队合作。皇甫嵩等提出解除党禁，朝廷采纳，试图避免受排斥者转向反对力量，也扩大平乱可用的人才。解禁不是对所有旧案作出完整平反，更不能让已经死去的人回来。它表明此前被称为危险的交游网络，在新的危机中又被视为朝廷需要争取的资源。政令从禁绝转为释放，政治信任却没有因为一道命令立刻恢复。

党锢怎样影响了汉末，而没有单独决定汉亡

党锢损害了官场和士人与中央的信任，也使节义名望成为后来政治选择的重要资源。但黄巾、地方军力和189年的宫廷兵变，各有自己的条件，不能画成党锢一发生便必定通向220年的直线。读后汉书，也要看见作者对受难士人的同情：它保存迫害与救助，同时用人物操守组织历史。理解这场灾难最应记住的，是从查一件事转到查一群人的关系，会怎样扩大伤害；以及朝廷即使重新需要这些人，也难以补回长期排斥造成的损失。

关键人物

李膺
受到士人推重、两次党事中遇害的官员
陈蕃
为受捕者申辩、后参与政变失败的重臣
窦武
上疏辩护并尝试改变宫廷权力的外戚
刘宏
在位时批准扩大追捕，黄巾时又解除党禁的皇帝

这件事留下了什么

禁锢把对具体案件的追究扩大为对交游与亲属的制度性排斥，削弱了士人和官员对中央的信任。184年解禁说明朝廷在军事危机中重新需要这些网络，却不能逆转长期迫害的生命和政治损失。

史料与阅读说明

主要依据《后汉书·党锢列传》，并与《陈王列传》《窦何列传》《灵帝纪》《皇甫嵩朱儁列传》互读。

166—167年首次逮捕与禁锢、168年宫廷政变、169年扩大迫害、其后反复牵连、184年解禁应分别理解。党人不是具有统一纲领与组织纪律的现代政党。

《后汉书》卷六十七《党锢列传》

南朝宋范晔撰，唐李贤等注 · 李膺、范滂等条及序：延熹九年逮捕、禁锢，建宁再捕，张俭案与牵连，黄巾时解禁

后出纪传史，综合更早材料；纪事、文书、传记评价与注文异说分开阅读。本站据原典原创转述，不复制现代译注。党指被统治者指称的交游、议论网络，不能直接等同现代政党；史书明显同情受难士人。